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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抒情詩人
黑倪著「生命與藝術」之對立
一九七二年的貝爾法斯特，整個城市陷入騷動不安之狀態，北愛爾蘭境內傾向與南愛爾蘭統一的天主教徒與佔人口多數而認同英國統治的新教徒之間的宗派紛爭愈演愈熾，暴力衝突不斷發生。有一個夜晚，詩人薛摩思?黑倪和一位唱歌的朋友相約去錄一卷詩歌的帶子，準備送給遠在美國的一位共同朋友，以資紀念三人一起參過的一個歡樂聚會。詩人和歌手在驅車前往錄音室途中，連續聽見數起爆炸，空中充滿救護車和救火車的汽笛呼嘯，而後是傷亡報導的新聞。兩人經過親英國的安全人員面帶憤怒的檢查，獲准進入英國廣播公司，此時，外頭救護車的哀號猶未平息。

有人遭受苦難，吟詩豈非罪惡？
在這樣的「音樂」背景中，那位歌手的吉他所撩撥起來的音樂效果似乎太微弱，的確十分微弱，在這樣的時刻，外頭有人正在承受痛苦煎熬，在這樣的時刻，去彈琴、唱歌、唸詩，豈不冒犯了別人的生命？後來，詩人和歌手只好收拾行頭，驅車離開。

黑倪把以上這個經過寫在〈尼祿?契可夫的白蘭地和一根敲擊棒的有趣案例〉(“The Interesting Case of Nero, Chekhov’s Cognac and a Knocker ”)裡頭，置於論文集《語舌之管轄》（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一九八八）的卷首（頗有充當整個文集之導言的意思），他認為這個故事具體而微地彰顯了書中許多篇論文隱約涉及的一個緊張關係，那就是「藝術與生命」，誇張一點的話，也可以說是「歌唱與苦難」的緊張對立。所有的藝術家都容易感受到這種緊張關係，黑倪也曾一再在詩作（例如〈暴現〉）中探討這種抉擇之困難。

黑倪在這篇文章中，把詩人比做小孩，把「藝術與生命」比做脾氣截然對立的雙親。父母親兩人共同造就了孩子，雙方都應受到敬愛、侍奉、服從。然而，父母雙方看來總是衝突不斷，受害的孩子左右為難，無法做出一勞永逸的抉擇。

就立即而明顯的層面來看，黑倪和他的歌手朋友察覺到，在耳邊猶響起救護車汽笛之際，開口唱歌不啻對人類的苦難構成叛逆，這種叛逆的原始類型應推古羅馬皇帝尼祿，根據傳說，他在大火焚燒羅馬城的時候，一邊觀看，一邊拉提琴。尼祿皇帝的行為即使不算殘酷麻木，至少是不負責任，可以說是輕浮到了無恥的地步。照人之常情或本能，在那樣的時刻，對於遭受打擊的受害者，即使無法挽救，至少應該表示哀悼才是。仔細追究起來，黑倪和他的歌手朋友在警笛刺耳之際，若有興致唱歌吟詩，豈不也是一種該受譴責的放縱行為？

甜美的死亡是古老的謊言
詩歌有時被視為對生命的冒犯，因為有些詩篇往往含帶一些沾沾自喜和超逸現實的成分，這是曾經目睹人間災厄、立志為苦難做見證的詩人期期以為不可的。詩人是否應該寫一些他自己不準備去經驗的事情呢？舉個極端的例子，羅馬詩人何瑞思(Horace)說：「甜美而正常的是為祖國而死。」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二十世紀的詩人與死亡正在實際發生的前線隔著安全距離，而重複類似的安慰修辭，究竟是什麼意思？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歐洲戰場犧牲性命的詩人威爾斐?歐殷(Wilfred Owen)，目睹戰友的哀號哭泣以及也種種慘狀，對於美麗修辭所形成的欺瞞感到震驚，直斥何瑞思的詩句是「古老的謊言」。他對於所謂的詩感到不屑，他在〈詩〉一作中表示：「我不關心詩。／我的主題是戰爭和戰爭的不幸／……目前，一個詩人所能做的就是警告」。警告戰爭的殘暴，警告戰爭造成的大量生命消耗，歐殷希望用他的詩充當人類的證言、受害犧牲者的遺跡，喚起一般人良心的覺醒：任何所謂的美感考慮都會讓他覺得不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