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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信貸代書缺錢急用哪裡汽車貸款能源詛咒
黃傑編者按/2000年，曾經的“煤電之城”阜新下崗職工達15.6萬人，占城市職工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彼時，阜新卻沒有任何的其他產業可以容納這麼大的群體就業。阜新遭遇到所謂的“能源詛咒”，開始瞭其漫漫轉型路。今天，還有更多的資源型城市正在遭遇阜新曾經的“夢魘”，資源型城市如何破解“資源詛咒”，特別是資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轉型，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本期我們選擇中國最早開始資源型城市轉型試點的阜新和正處於高速發展狀態的榆林、鄂爾多斯(600295,股吧)進行深入調研，探求資源型城市轉型的經驗與教訓。我們認為，對於當前正處於高速成長型的資源型城市來說，必須牢記阜新等資源枯竭型城市當年的教訓，未雨綢繆，及早尋找替代產業，避免走不該走的彎路。一線調查一榆林：轉型之路搖擺不定資源依賴癥仍無解藥煤炭采空區超過500平方公裡；市政府所在地面臨懸城之虞；深陷“采煤綜合癥”……這裡就是位於陜北、一度被稱為“中國科威特”的榆林。這樣的現狀，讓正在工業化進程中加速狂飆的榆林面臨著轉型的巨大壓力。然而，往哪個方向轉，榆林近年來一直左右搖擺，且都未得到陜西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我們一直在談轉型，我們希望依靠煤炭資源，走出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轉型之路。”今年4月中旬，榆林市市長陸治原陪同陜西省省長趙正永在當地調研間隙，對《中國經營報(博客,微博)》記者如此表述。然而，在趙正永的詞典裡，“轉型”二字對榆林而言，目前仍尚早。4月19日，他在當地調研時高度評價榆林在能化基地建設10年來取得的成就，隻字未提“轉型”二字。早在2008年，榆林曾提出要從資源型城市轉變為區域中心城市的目標。但在2012年的陜西省兩會上，這一提法已不再出現：陜西省政府工作報告僅表示“支持榆林持續發展”。這是否意味，榆林不需要轉型？如果需要，榆林的轉型之路又將邁向何方？資源綜合依賴癥如果仍然一味拉出去賣掉，則無論修多少條高速公路，榆林煤炭產業粗放式發展的“黑老粗”帽子都無法摘去。如果去過榆林市神木縣至府谷縣的S301線（又稱府店公路），你一定可以確信：世界上最繁忙的公路和世界上最龐大的運煤車隊就在這裡。千方百計運出去背後，是榆林市煤炭工業突飛猛進式的大跨越。2011年，全市煤炭產量達到2.8355億噸，同比增長11.8%，約占陜西全省煤炭產量的70%，占全國產量的8%，穩居全國第二產煤大市位置。“車有多多經濟就有多粗放，看一看馬路上連綿不絕的運煤車，再看看我們煤炭外運的一串串數據，很多人都會吃驚：榆林市會否重蹈山西省資源綜合依賴癥的覆轍？”榆林市發改委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如此感嘆。但更為主流的主政者指出，榆林剛剛進入工業化階段，未來仍要加速實施工業化，而工業化的核心，就是挖煤。資料顯示，榆林54%的土地面積含煤，預測儲量2714億噸，占全國儲量近1/5。顯然，在當地主政者看來，年挖煤不過2.8億噸，這一數據在總儲量2714億噸的大蛋糕面前，榆林的煤炭產業還可以延續1000年。前述當地發改委官員說，預計榆林未來的煤炭產量仍將加速上升，換言之，如果仍然一味拉出去賣掉，則無論修多少條高速公路，榆林煤炭產業粗放式發展的“黑老粗”帽子都無法摘去。原煤與煤化工的左騰右挪從原煤到煤化工，這一發展道路是否就是資源型城市的轉型之路，對榆林來說，這顯然不是標準答案。陜西省省委書記趙樂際顯然對以上種種有著深刻認識。2007年甫一履新，趙樂際就對榆林市煤炭工業發展提出瞭“就地轉化”的新思路。2009年2月，趙樂際在會見中國中煤能源(601898,股吧)集團公司董事長吳耀文、總經理王安一行時，趙樂際希望中煤集團公司能夠兼顧企業、地方和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好生態環境，走可持續發展的路子，同時延長產業發展鏈條，加強資源深度轉化，提高產業附加值。中國中煤能源集團入駐榆林，讓煤炭資源就地轉化全面加速。中煤集團在2009年即表示，2009年至2016年間，該集團要在陜西完成控股和參股建設12個項目，總投資2278億元。“中煤集團讓榆林大力提升煤炭資源就地轉化率的夢想正在逐步落地。”前述當地政經觀察人士稱，正是中煤集團的示范，也快速促成瞭神華集團榆林煤化工項目的快速落地。2009年3月，陜西省與神華集團簽署關於陜北能源化工基地綜合開發戰略合作框架協議。仔細研讀這份協議，不難發現，煤炭資源轉化率不低於50%成為最核心話題。“此後，凡是來榆林想開采煤炭的各路煤企諸侯，都遭遇瞭陜西省"煤炭資源轉化率不低於50%"的硬性要求。”榆林市發改委副調研員李生潤表示，這一思路無形中拓寬瞭榆林市產業發展模式，也為將來可能全面鋪展的城市轉型奠定瞭堅實基礎。但無論如何，從原煤到煤化工，這一發展道路是否就是資源型城市的轉型之路，對榆林來說，這顯然不是標準答案。區域中心城市夢想破滅同為能源新貴，鄂爾多斯與榆林幾乎在走兩條完全不同的轉型之路。實際上，榆林近年來一直都未停止思考如何轉型。2008年，“榆林區域中心城市發展戰略論壇”鮮明提出，榆林要從單純的戰略資源型城市邁向區域型中心城市。隨後，成型於2010年年底的《榆林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最終稿）（下稱《規劃》）顯示，這座地處陜北的能源新貴城市正式提出瞭其宏偉目標：建設陜甘寧蒙晉毗鄰區中心城市。“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可笑，榆林市處於鄂爾多斯盆地腹部，從地理位置看，雖然與甘寧蒙晉4個縣區毗鄰，但在她的周邊，絕對強手如林，換句話說，我們又憑什麼成為5個省區毗鄰區域的中心城市？”當年曾參與瞭上述《規劃》討論的一位榆林市人大人士稱，僅一個鄂爾多斯，榆林就無法超越。彼時，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張寶通對此重大舉動解讀稱：“榆林未來的定位非常清楚，它將成為即將獲批的陜甘寧經濟區，即革命老區振興規劃所涉經濟區的中心城市。”顯然，張寶通規避瞭鄂爾多斯。在他看來，變身5個省區的毗鄰區域中心城市，榆林市無疑是把地盤劃的太大瞭，這樣做，容易導致夢想幻滅。其時，截止到2009年的年度GDP數值顯示，榆林地區生產總值1302.3億元，占陜西全省的15.9%，位居陜西第二，約為陜西省會西安市的二分之一。即便如此，該《規劃》仍提出，“十二五”末，榆林地區生產總值應爭取達到西安的三分之二，逐步向西安逼近，而在“十四五”，榆林的地區生產總值將趕上甚至超過西安。也許是規劃者刻意忽略瞭其近鄰鄂爾多斯的存在。同樣以2009年度GDP對比，當年，鄂爾多斯地區生產總值2161億元，同比增長23%。顯而易見，鄂爾多斯當年的GDP已接近榆林市一倍，其中心地位要遠勝於榆林。但同為能源新貴，鄂爾多斯與榆林在戰略佈局上，幾乎在走兩條完全不同的自我轉型之路。“政府組織我們去鄂爾多斯調研過很多次，更多是學習，清晰可見鄂爾多斯一直在強調城市內涵的建設，比如城市核心區域發展建設等提法，非常清晰，也是自身力所能及，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前述榆林市人大人士曾在榆林某北部縣任主要領導，他直言不諱地指出，相較於鄂爾多斯更為務實的轉型設計，榆林方面似乎更重視務虛。該人士的指責並非毫無道理。僅在陜西省內部，榆林市要實現陜北區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就難以逾越延安的政治地位強勢。延安石油資源富集，外加紅色革命聖地的招牌，讓這裡在10年前長期是陜北的代名詞。“延安比榆林更強勢的資源配置是政治地位，長期以來，延安市委書記一直是陜西省委常委，但榆林不是。”當地一位政經觀察人士指出，這一源於政治地位的差異，導致在陜西省內部，榆林也不大可能直接成為陜北區域中心城市。在2012年的陜西省兩會上，榆林建設區域中心這一提法遭遇否定：陜西省政府工作報告僅表示“支持榆林持續發展”。盡管在討論期間，榆林市委書記胡志強、榆林市榆陽區委書記王成繼、府谷縣委書記張惠榮、神木縣委書記雷正西等一諸當地官員均向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省長趙正永提出，“《報告》能否將榆林或陜北描述成為全省經濟發展重要增長極”，但顯然，榆林市這一訴求沒有得到回應。幾乎同時，陸治原向趙樂際訴苦說，李金柱副省長（曾任榆林市委書記）要求我們2012年完成超過16%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此便不難理解，陜西省政府工作報告何以對榆林隻談“持續發展”，不提“區域中心城市”，更“遑論城市轉型”。正因為此，榆林已然被綁架在瞭高速發展經濟的戰車上。陜西省對其的定位是，一方面要求經濟快速膨脹，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不允許榆林“坐地稱王”。這一窘局，導致榆林難言轉型，甚至噱頭式轉型成為“黑老粗”的代名詞。王力凝對此文亦有貢獻名詞解釋能源詛咒20世紀7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國傢的荷蘭發現大量石油和天然氣，荷蘭政府大力發展石油、天然氣業，出口劇增，國際收支出現順差，經濟顯現繁榮景象。然而繁榮背後，蓬勃發展的天然氣業卻嚴重打擊瞭荷蘭的農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削弱瞭出口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隨即，荷蘭遭受到通貨膨脹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長率降低、失業率增加的困擾，經濟發展受到影響。這種資源產業在“繁榮”時期價格膨脹是以犧牲其他行業為代價的現象，國際上稱之為“荷蘭病”。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2-05-11/141327406房貸彰化芬園房貸.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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